到了派出所值班室，我问刚才出警的警员在哪，正好那位同去的协勤进来，我给他看了信息部的证明，他也很吃惊：“呵，他说早上五点不见的，八点却在信息部用，我带你们去到后面问怎么办”
找到那出警的警员,他听完协勤的话不耐烦地对我说：“这也不算犯罪，拿熟人的东西不算偷，顶多算职务侵占。这点事我们也不能管，还得去法院解决。”
我说：“你们可以劝劝他，只要他还了手机我也不追究，该给多少工钱就给多少”
“这事我们没法管，前阵子有一家辞了保姆，保姆就是不走要继续干，报警了我们去了也没法......”
我说：“既然我们报案，你们总得把有关人做个笔录吧？若诉到法院也有了依据。”
警察说：“你手里的证明和我们做笔录有同等效用，何必再让我们弄一遍？”
我说：“就算我求你们了，做个笔录就行。”
他指着旁边一个穿便衣的年青警察：“你找他吧，我没空”
在我的央求下,那便衣的警察还算客气：“等一下我安排人去跟你把信息部的和那老头接来做笔录”
这一等就是近二个小时，最后在便衣民警多方协调下，才安排了两位刚出警回来青年警察随我到了信息部，请那位女同志去派出所做笔录。为了赶时间，我让我的朋友开车先送信息部那位女同志去派出所，我和两位青年民警直接回父亲家去找那老保姆。
老保姆已换坐在在门左，紧靠在他那辆陈旧的单车旁。两位民警请他去派出所，他不肯，大声嚷嚷着非要结完工钱再走；大院里邻居们在房头看着议论着,我很是窘迫。经过两位民警半个多小时“苦口婆心”的劝说和天上轰隆隆雷声的催促下，保姆才勉强站起身来，他不肯坐车，非要骑着那辆自行车去。在松花江车的缓缓押送下，他才慢吞吞地一路连骑带推地到了派出所，此时，大雨已哗哗下了起来。
做完笔录，那便衣警察说：“手机肯定是他偷的，但为这点事我们也不能抓他，你还是做好打官司的准备，到时让法院来调笔录吧”
我衷心地感谢了他。
雨逐渐地小了，值班室里那出过警的警察还欲和我交流该与不该，我看了看表，己是晚上九点多，我们赶忙走出门去，趟着地上的水，在细雨中往回走。
一部手机，就演释了这样一段沉重的故事。
我，不知道结局是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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